杨杜:说疫情讲管理——“三化一果”

学费: 学制: 授课方式: 浏览次数:260次

美国的新冠疫情依然在爆发,3月30日已突破十四万病例。管理很难!看来号称管理学很牛的美国人,也没能很好地管理疫情。

有人常说,没有量化就没有管理。我认为,没有分类就没有管理。试想,没有分类,哪来的量化?做管理,首先是类化,然后才是量化。类化错了,量化就是一团乱麻和无价值的数据,固化的规定和措施就不得当,结果就是失败的。这就是本文要讲的“三化一果”:先类化,再量化,后固化,追结果。

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案例,来看看我们是“如何分类?如何量化?如何定规则?如何行动?”的管理过程。

01 毛泽东分类法

毛泽东是伟大领袖,他的思维超常人。他经常思考“谁是我们的敌人,谁是我们的朋友”这种分类问题,写出来诸如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等等辉煌之文章。领导思考问题首先是分类,而不要太量化,有个大致比例数就成,以免被枝梢末节所困。

类化可以让领导掌握格局、规律和趋势,明白问题之间的重大关系,就能明确决策的大致方向。美国在这次疫情中老盯着中国,不盯着病毒,就是把敌人的分类搞错了,延误了不少宝贵时间。

毛泽东的分类方法丰富且精妙,不去展开说了,请大家去看书,去体会。

02 找出(A)类人

阻击疫情,截断传染链至关重要!人传人这条传染链应该如何分类?纯粹的研究者喜欢找“零号”病人,追踪传染源,做管理当领导则应该是找(A)类人,截断传染链。

流行病学研究者将人群分为易感人群 (S)、暴露人群 (E)、有传染性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群(A)、有传染性有症状人群 (I)、确诊住院人群 (H) 和康复人群 (R)共六类。

于是领导要判断,这六类人群中,哪一类是关键人群。很明显,传染中的关键人群是(A)——有传染性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群,和(I)——有传染性有症状人群这两类。因为这是模糊的、最不容易控制的传染源。传染中的关键人群和治疗中的关键人群——危重症,重症是不同角度。

根据这个分类和判断,截断传染链的决策行动就是隔离观察。

但是,类化方法中有个难点。我把它称为杨杜定律:要分类,就一定有分不清类的。我们可以在概念上有这个人群,但我们在现实中看不到这个人群。这里分不清类的,就是(A)——有传染性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群。因为“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”他们的存在,我们看得见人,看不见病毒,但人和病毒又是合体的。我们恐惧的就是这类人群。人说无知者无畏,但对瘟疫不是如此,无知才有恐惧!

这(A)类人的传染率是多少?这就要量化。有研究认为,新冠病毒的传染率在3.8(英美专家观点)到6.4(中国专家观点)之间,这也太恐怖了!我们鸵鸟一点,病毒也懒惰一点,就按3来算吧!1:3:9:27:81:243:729:2187:6561:19683:59049,假如这(A)类人天天往外跑,只要两、三个星期可能就传染到这个人数了!这就是目前纽约和全球吓人的新增传染人数。

03 隔离措施分类

怎么才能控制住这(A)类人的传染?就要看采取什么隔离措施了。

于是,问题又回到了隔离措施的分类。我们可能采取的隔离措施有多少类呢?从空间角度,大到小可有五类:封国,封省,封城,封区,封社区。

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历史吧。1-2月份时有英美专家说:单独的隔离封锁举措无法阻止病毒传播,即使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对武汉采取 99%的隔离举措,也无法使疫情传播减少三分之一。所以他们预测到2月4日武汉将有 19 万人感染新冠病毒。

其实他们想的是错的:因为他们一不是领导者,没权力调动组织资源达到100%的隔离;更重要的是,他们讲到了隔离举措,但没有具体讨论隔离举措的类别或级别。

领导者怎么做的和怎么调整的?最开始的决定是封省、封城,把湖北省和武汉市封了,但是效果不明显。于是提升到封区,停止公共交通,特别是严格到封社区,人和人彻底隔离,终于见效了。但这种“见效”的措施,却让呼喊自由、民主和人权的人“见笑”了!

和中国不同,美国一上来就是封国,禁止中国人去美国,结果如何?不封自己封别人,以为这就万事大吉,解决问题了,结果是浪费了一到两个月的时间。现在的纽约,感染者50000余人,也还是依靠不严格的、靠个人自主性的所谓“封城”。意大利等国也是如此,意大利第一时间就和中国断航,但这解决不了其自己国内的传染链问题。

美国、意大利主观断定病毒是从中国来的,其实你那地方早就有!人的意识具有盲区,只要你的意识聚焦在隔岸观火,就注意不到自己家里的暗火蔓延。你把人当敌人,就看不见病毒这个真正的敌人!

病毒不认国籍,不认种族,不认肤色,只认人。所以,你要封的是人的移动,不是中国人的移动!你需要封到社区层次,但是你只封国家范围。类化错,量化错,规定错,结果可想而知。

04 确诊方法分类

确诊新冠肺炎有四类方法:一是核酸检验,属生物医学,二是CT扫描,属影像医学,三是临床诊断,属临床医学,四是行程调查,属流行病学史。从科学性高低排序,核酸检验最高,CT扫描第二,临床诊断第三,流行病学史第四。

由于美国错误地把中国当做疫情源头,于是把“是否去过中国”这个流行病学史标准,当成了唯一检测标准,而不去检查美国国内那些被错当流感的病人。

美国是因为“意识形态障碍”用错了标准,是因为知道早晚要暴露急需甩锅,才让中国疫情先行爆发。美国曾经弄了一些核酸检验试剂盒,一个月后才说那些盒子不合格不检测,就没病,让中国的疫情先飞一会儿。

而中国在疫情初期,也是因为过于关注流行病学史标准,将目光集中在华南海鲜市场,把同时满足4条“临床表现”,再满足“流行病学史”4条之一,才会被纳入《入排标准》。确诊标准过于严格影响了早发现、早隔离和早收治。不过,中国后来调整比较迅速——1月8日确定新冠,23日武汉封城,这么重大的决策只用了半个月时间。中国1月3日就通告美国,可美国到3月初都没检测多少人,整整把疫情闷了两个月。结果是疫情闷住了,病毒没闷住,只要检测,必然爆仓。

05 隔离人数量化

即使封到社区,也只是个空间大小概念,不是人数的量化指标。到底把人群单位划小到几人,就能彻底截断传染链了呢?

我们再看看研究者算的传染率,按3.0算:1:3:9:27。到27人就很难控制了,3和9是截断的关键节点!诸位试想,3个人、9个人是什么单位?不就大概是3口之家到9口大家族吗?因此,封社区的本质是控制超越小家庭和大家庭范围的人员聚集和交流,这才能控制住前面所说的“最关键的(A)——有传染性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群。

法国疫情早期禁止1000人以上聚集的规定,基本是无效的,后来又降到100人以上,其实100人也没用!美国加州先是规定禁止250人以上,但很多“二百五”依然出来聚集。3月14日美国全境才开始禁止50人以上集会,隔了两天16日又改为禁止10人以上,这就有些对头了。按照3.8的传染率,10人以上聚会就不应该,再严格些,就应该是禁止3、5成群。

但是,规定上禁是禁了,但问题还有人们听不听,自律不自律!所以,只有“严格过度”才能达到效果!在没有方舱医院的时候,我们采取的还是非常占用资源的“1人1房间”的隔离措施呢!从传染病的发展规律看,人永远跟不上疫情发展的步伐,你只有做到“让人们认为过度反应”了,不少人批评你,才能跟得上。做领导要有担当,负责任的。但是,如果你的政府的目的是为了闷住疫情,就会想办法不检测,少公布,也就不可能对自己人“严格规定”,更别说“过度反应”的单人隔离,全民停摆。

06 中国人的特色

我们中国人分类做的不错,比如不聚集、不聚餐、不聚会,然后罗列具体事件:不走亲访友、不相互串门、不扎堆聊天,不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人员聚集性(包括不聚集打牌、打麻将、下棋,不聚集跳广场舞、健身操、卡拉OK)等活动。

但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量化,好比炒菜搁酱油“少许”一样,公园里到处竖着牌子,写的是“不聚集,不扎堆”,没说多少人算聚集和扎堆,我们理解是“三为多”。不过,人家海口市给量化了:禁止3人以上的聚集性活动,2人接触时保持1米以上距离——这就是“不聚集,不扎堆”的量化指标。

中国人的特色之一是分类和举例,形象而不量化;特色之二是各地不一样,也有重视量化的地方;特色之三是兼容、兼顾和结合,抗疫情中您听到很多的是不是“中西医结合”?所以,中国人更像管理者,不像研究者。

07 “三化一果”结论

类化是为了正确判断,有了正确判断才能量化准确,量化准确才能边界清晰,然后固化为制度,坚决执行,就会效果明显。中国“抗疫”的胜利大反转,就是这个过程。

先类化,再量化,后固化,追结果!这是研究过程,更是管理过程!但是,如果您认知模式和立场不对,一上来的分类可能就是错的:找错了问题,找错了敌人!

当领导,做管理的,应该端正认知模式和立场,再好好想想这个“三化一果”的过程!

友情链接

微信咨询

联系我们

  • 地址: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8层
  • 手机:13001099058
  • 微信:1298538462@qq.com
  • QQ:1298538462

微信扫描二维码

微信公众号